马敬仁：深圳获得全方位赋权，是权力也是责任还是更大的压力

杨海威

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对深圳市未来发展规划进行了相关部署。

根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深圳将如何在金融、土地、国企等方面破局？方案对深圳资本市场的影响主要是什么？深圳未来的投资机会都有哪些？就上述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原副院长、公共管理系主任、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敬仁教授。

红星新闻：我们注意到，刚刚发布的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中央在多个领域对深圳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说这个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的赋权基本上是全方位的。这对深圳来说意味着什么？

马敬仁：我来深圳已经26年了，可以说深圳的大小改革基本上我都参与过。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的时候，我曾发表长篇文章提出，深圳前30年，发挥了一个强政府的作用。如果没有政府强力推动改革开放，没有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措施，深圳不可能取得30年来这样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而最近10年来，深圳进行了一系列的微改革，重点是解决政府退出机制。比如像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及其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从五位一体的角度来说，明确哪些是政府该介入，该由政府兜底的，哪些是能让社会做的就尽量交由社会来做。

回顾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和后10年，下一步应该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开放改革，请注意我把这个顺序做了一个颠倒。然后进一步下放权力，进一步规范市场，进一步立法创制，进一步激活经济社会和城市治理要素市场，进一步打造全新的全面发展的先行示范新特区。

为什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40年前，我们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一点一滴冲出一条新路，然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是靠解放思想，我们才闯出一条新路子。经过40年的探索发展，我们发现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深化改革的前提就是解放思想。

所以说，从40年这个起点来看，第一是要解放思想，第二还是要解放思想。如果说第三重要的任务，我觉得仍然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将是我们今后40年，继续走出新路子，创建新路径的前提。

同时，要以开放来促改革，然后以改革来促开放。过去讲开放，主要是对外开放；现在讲开放，既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是一个全面的开放。要打通我们和世界、和内地的一些市场障碍，消除壁垒，真正把深圳变成一个开放型城市，把深圳的经济变成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系，把深圳的社会打造成一个开放性社会系统。

而要做好解放思想，做好深度的开放，最重要的就是路径改革。深圳一直是沿着改革这条路走出来的，下一步的路径依然是改革。这次改革方案有很多措施都是给深圳赋权，这对深圳来说，一方面是权力，另一方面也是责任，而且还相当于给了深圳更大的压力。

红星新闻：此次改革方案在增加土地供给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上提到了三种方式，未来深圳可能在哪些方面进行探索？

马敬仁：当下，一些地方出现了土地资源浪费滥用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土地资源短缺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土地资源的配置，目前在全国都处在一个瓶颈阶段，深圳应该怎样来解决？

这次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支持深圳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推进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来盘活土地资源保障土地供应。

目前，深圳每平方米所创造的价值可能是内地不少城市的很多倍，但深圳的土地已经处于短缺状态。此次改革最重要的是给深圳下放了这样的一个权利，使深圳能够在土地资源配置上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些探索。比如公共土地资源的交易如何与一二级市场联动，政府怎么监管，第三方介入有何制度安排等等。

再比如人力资源，现在各个城市都在抢人，但是大城市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制度，因为涉及到户籍问题，涉及到整个人口的流动机制，包括对人们生产生活影响非常大的，如子女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服务这些，都还存在障碍。那么深圳就将在劳动力流动制度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包括灵活用工制度、劳动者权益保障，以及和劳动者相关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制度。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探索。



红星新闻：改革方案赋予深圳的探索任务比较多。在金融方面，最近深圳推出的数字人民币红包也引发了社会的较大关注。深圳的金融改革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方向？

马敬仁：金融确实是深圳的一个优势，因为这方面本身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除了几大专业银行外，平安也好，招商也好，都是最好的。这次改革方案和金融相关的，也是一个金融的整体改革问题，要做一些全新的探索。包括金融体系、金融制度、金融衍生品的开发，也包括一些不动产投资、信托资金，还有数字银行、数字货币。比如推动 CDR试点，我们说直接可以定位国际版，孵化创投、私募，其实也是对标华尔街的一些做法，然后在数字货币应用上，甚至可以对标美联储的一些政策。

改革开放40年，我们现在金融的体量超大，不管从哪个角度，我们当前的金融管理体制机制还比较传统，有的方面还是有些过度的行政化。如何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在具体管理运营上去行政化，肯定是下一步改革探索的一个新领域。

红星新闻：您讲到要进一步立法创制，是基于什么考虑？同时，深圳要进一步激活经济社会和城市治理的要素市场，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马敬仁：深圳从2005年开始，做了一个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从那以后深圳的大小改革都是先出台规定办法，或者说先出台法规，再进行改革。也就是说依法循制来进行改革。2005年以前不是的，以前都是说干就干起来了。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还提出了一些免责的条款，就是说在探索当中出现了失误是可以免责的。因为现在很多领域过度问责，那么免责非常重要，如果不解决免责问题，大家对改革就缺乏动力，谁干到最后都是出错，没有一个好结果，所以说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立法创制。

这次我们看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还有生态，都给了深圳一个创制的权利，这个是了不得的。这个权利很大，就是我们可以把立法权和创制权结合起来，目标就是进一步激活经济社会和城市治理的要素市场。

第一个就是经济主体。 40年来我们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现在这些企业大都快到“更年期”了，企业内部的一些碎片或者内部的问题，积累了几十年了，在体制机制上确实存在着步履维艰的问题。包括现在像万科这样的企业，它内部在管理的有些方面都有过度的行政化，没有早期那种灵活机制了。所以说我们企业主体在今后这40年了，需要重新激活。

第二个就是市场要素。市场要素需要重新激活，比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要素在不断变化，就涉及到激活问题，又比如大家的收入收益，放宽收入的限制，解决利益驱动问题。再比如个人所得税或者其他方面要保障在经济活动中经纪人能够有利可图。

还有一块是社会治理。深圳相对于成都等内地城市来说，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他的社会负担这块不重。相对来说深圳在改革当中事权这一块相当复杂，一个社区里头往往七八个主体，每个主体的事权关系边界都是一塌糊涂的，搞不清楚，因为现在我们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这些东西都没有细致的一个规定。我们就主张这种应该推动社区自治，因为政府一介入就涉及到成本问题，深圳搞雇员搞社区工作站，结果搞下来现在1万多人，这些人你退也退不了转也转不了，现在只能靠时间来一点一点的消磨。怎么样才能既形成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既能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又能降低成本，还能让老百姓满意，确实有一定难度，需要继续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开放、全面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