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成都创造的20个第一

杨海威

　马可·波罗说成都是“历载富强”的强大都市，19世纪法国旅行家古德尔孟赞叹成都是“东方的巴黎”。外观之下，成都的确有着强大的经济、文化内核支撑，并创造了无数个历史的辉煌。纸币是中国发明的，而成都是纸币的发源地；饮茶文化始于中国，但始于四川；隋唐至宋代，有“蜀戏冠天下”“蜀刻甲天下”。关于成都，还有许多不为人们所知的“第一”，世界最早用天然气、中国最早的出版家、中国最早的戏班子、中国最早的春联……
           
　　历史已记取了成都的荣光。《史记》《汉书》《华阳国志》《成都府志》《全蜀艺文志》……阅读史书方志里的成都，总是被成都文化的创造力吸引，令人感到滋养、提神。
　　成都文化的繁盛离不开成都人。千百年来，成都人开交通、看世界、启教化、活经济、兴文化，用自己的才智，不断创造着新事物、新思想，推动着这座和谐包容的城市不断前行。本期《成都故事》，我们“志说成都”，告诉您知道或不知道的——成都创造的20个第一。
你知道吗？成都创造的20个第一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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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蜀栈道 世界最古老的“高速公路”
　　空中俯看，蜀地四面高山环抱，历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然而，大山挡不住蜀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古蜀先民在沟通世界上，有着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了若干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这其中，栈道、笮桥都是他们的伟大创造；而到了明代，四川的驿站数量，也创下了全国第一的纪录。
　　连接四川和中原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蜀栈道，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高速公路”，是保存至今的人类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存之一，比古罗马大道历史更为悠久。专家认为，蜀道全长约4000公里，是中国古代建造时间最早、存在年代最久、沿用时间最长、线路最艰险复杂的古交通要道。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通常意义上的蜀道，主要是指穿越秦岭巴山的7条栈道。由于是沟通秦国和蜀国的交通要道，故被称作“秦蜀栈道”。秦蜀栈道起至西安，终至成都。秦汉至隋唐时代，关中成为多个王朝政治中心，蜀道越来越被重视。由关中经秦岭至四川的道路也先后开通多条，有陈仓道（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等，连接上述道路通往四川成都的蜀道主要是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这7条线路就是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也是目前较为普遍认可的蜀道概念。时至唐朝，秦蜀栈道才称为“蜀道”。
　　在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擅长以地理知识分析古蜀栈道的刘开榜看来，先秦时候就已经有栈道。从地理知识的角度来说古蜀栈道采用的是捷径原则，越过秦岭从嘉陵江这边过来，距离成都是最近的，再往西南方向走就可到达。而且，还可以避开北边更为凶险的崇山峻岭。
　　绝壁作业 修建过程充满智慧
　　“古人修路有4个原则：沿溪河成道、岭横越垭、陡峻盘旋、险绝而栈，通过考察和研究可以发现古蜀人当时的地理知识已经很丰富，这些栈道都是古蜀人智慧的体现。”刘开榜说。
　　古蜀栈道穿越秦岭、巴山间，开辟于悬崖峭壁旁，沿着山壁河谷伸向远方，历代文人用“飞阁”、“云栈”命名蜀道，用“栈道连天”来形容蜀道是贴切的。栈道的结构十分科学，其修筑过程又十分艰巨。栈道的凿孔、架梁、立柱、铺板等工序，几乎全部是在绝壁上凌空作业。在火药尚未发明，石坚不受斧凿的情况下，人们只好采用“火焚水激”法开山破石。即先用火烧石面，待石温很高时突然用凉水激冲，热石受冷裂开。这与先民发现四川地区的山石多为石灰岩有很大的关系。
　　同时，在细节的处理上古人也很智慧，以属于金牛道的明月峡栈道为例，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栈孔设计奇巧而科学，首先栈道孔眼里边还有一个小方形拴眼，目的是把横梁套住，防止木料滑落。其次，横梁的放置也有技巧，横梁比孔眼口径要小一些，当带木栓的横梁放进孔眼后，经抖动让木栓落在拴孔里自然铆住横梁，然后再用楔子把横梁楔实，木梁就自然紧固了。为了防治横梁向下滑脱，孔眼是向上倾斜的。再者，孔眼旁边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槽，可以导出雨水防治木料腐蚀。
　　从在崖壁上凿孔的形状和深度看，要想在坚石和次坚石中凿出标准形状的孔，需要那种具备足够强度和韧性的材料，如果不是钢也许就是很好的合金，这表明当时的成都地区冶金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
　　典故众多 都有自己的故事
　　关于古蜀栈道，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典故。当年，在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后，分得巴、蜀、汉中三郡的刘邦，利用韩信提出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计策，麻痹了陈仓（今宝鸡东）的守将，率精锐部队摸着无人知晓的小道翻山越岭偷袭陈仓，顺利挺进到关中，从此拉开了他开创汉王朝事业的大幕。刘开榜认为：“刘邦当时所要建造的那条栈道的方向北面，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北边没有真正的道路，除了崇山峻岭还有峡谷，而且雾气、毒气过重，从地理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天险。刘邦想别人不敢想，最终做出了惊人之举。”
　　金牛道上最险要的剑门关也是赫赫有名，绵延数百里的大剑山七十二峰形如利剑，却在其中有一个天然的缺口，这个缺口便是剑门关之所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的也正是这里。刘开榜表示，剑门关的形成与地层有关：“剑门关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断崖。形成的原因是地下的地层出现裂隙，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风化和垮塌，最终形成断崖，这种地形是典型的易守难攻的地形。”
　　虽说以一抵万有些夸张，但剑门关确实是从未被人从正面攻破过。蜀汉后期，姜维以三万之众，凭借剑门关天险，抵御钟会的十万大军。直到邓艾偷渡阴平道，刘禅不战而降，诏令姜维投降，剑门关才易主。
　2
　　笮桥 古蜀人最早发明
　　古蜀人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创造了笮（音zuó）桥。笮桥起源甚古，其最初运用与笮人有关，《广韵》对“笮”解释说：“竹索也，西南夷寻之以渡水。”笮桥主要用在河流绝壁无以渡越之处，后来又演化出多种形制。
　　古时成都的七星桥中，其中一座桥名笮桥（竹编桥）。杜甫有一首《陪李七司马江上观造竹桥（即笮桥）》写道“伐竹为桥结构同，蹇裳不涉往来通”。笮桥有多种形式，至今在四川尚可见到的还有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都江堰的安澜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
　　3
　　驿站 明代四川居全国第一
　　成都从秦汉开始就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立过众多驿站。所谓驿站，就是古时专供传递文书者或来往官吏中途住宿、补给、换马的处所。到了明代，四川共有水、马驿站199处，成为全国驿站最多的地区。
　　在明代，四川重要的驿站线路有三条，分别是成都府至重庆府，由此经水路、陆路出川前往湖广；成都府至龙州（涪江发源于此，北至陕西）驿路中途可分路去现在的阆中，或者从广元出川入陕西；成都府至会川卫（今云南会理县），由此过金沙江，入云南元谋县境。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四川的驿站数量达到144处，《大明会典》成书之后，四川的驿站数还不断增加，据专家考证，《大明会典》还遗漏了四川驿站55处。
　　当时，锦官驿是全省最大的陆路马驿，也是最大的水驿，可以说是四川的水马驿总站。该驿站设在东门外合江亭、水津街一带，每年政府都要拨银3927两保证驿站的运行，这个驿站也是四川最热闹的驿站。在政府的管理下，驿站的主要功能是“以便公差人员来往，军情重务，公文递送”。以北京到成都的驿站为例，陆路5762里，共96站，限192日抵达。民众也可以往来于驿路，但是一旦听见驰马铃声，立即靠边让道。
　　除了驿路之外，明代四川的交通线不仅比前代多，而且路况大有改善，平原上的站道路面较宽、较结实，丘陵山区的主要道路大多铺上石板。明代四川的交通建设，在全国成就显著。

　文化艺术
　　成都自古便是一个文人汇聚、艺人辈出之地。唐代成都是全国戏剧中心，有“蜀戏冠天下”之说；唐代成都地区是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书中心，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世界最早的出版家群在成都；中国第一副春联出自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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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戏冠天下 最早的戏班子出现在成都
　　先秦时期，成都地区带有文艺性质的表演就广泛存在于原住民中。秦入巴蜀后，仍得以延续。特别是东汉时期，豪族经济发达，大大刺激了汉式民乐发展。至唐、五代，蜀戏达到最为鼎盛时期，出现了“蜀戏冠天下”的局面，唐代成都是全国戏剧中心。
　　两汉时期的角抵百戏，为早期的蜀戏奠定了基础。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击鼓说唱俑”、四川博物院的“立式说唱俑”，都出土于成都，是当时成都文艺活动兴盛的体现。战国名篇《宋玉对楚王问》中有“其为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中的“下里巴人”即是四川民间歌舞或歌舞者的代称。据《太平广记》、《稗史汇编》等记载，自蜀郡守李冰起，便有《斗牛》之戏。三国时期，更是出现了四川第一曲讽刺戏《忿争》，可谓是川剧戏剧的鼻祖。
　　唐中后期至前后蜀是戏剧黄金时代。当代艺术史家任半塘在《唐戏弄》中就有“蜀戏冠天下”之说，认为在戏剧演出方面，“天下所无蜀中有，天下所有蜀中精”，对蜀戏称颂备至。
　　唐代蜀戏剧种丰富，其中以科白、歌舞讽刺剧和武打戏、傀儡戏尤为著名。其中，据现存史料来看，武打戏亦最先出现于成都，后蜀《灌口神队》就是一出歌舞武打戏。
　　产生于中唐时的科白剧《刘辟责买》位列唐代四大讽刺剧之首。前蜀时的独幕歌舞讽刺剧《麦秀两歧》倾诉民间生活疾苦及当时政治之罪恶，虽然该戏是以前蜀主王衍为题材，但孟昶看过此戏，认为其触忤时政，竟将戏剧演员当场处死。
　　当时成都著名演员很多，上述剧目中演出者皆称名角，但大多数未留下姓名，可考知姓名的还有锦锦、刘真、王含扬、安悉香等人，其中，刘真还是一位反串旦角的名伶。值得一提的是，蜀中戏剧演员还组成了我国最早的戏班子，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一个戏班子既有五人，则生、旦、净、丑当已俱备。
　　此外，当时戏剧舞台布景及服饰等也领先全国，前蜀主王衍在宫内演出《蓬莱采莲舞》时，在后台用皮袋通过管子向舞台上铺设的“地衣”鼓风，形成波浪之形。这种舞台效果，应是舞台布景技术前所未有的发明。
　　到了清代，南北各地声腔随着大移民纷纷传入四川，各种艺术相互交流，各声腔和艺人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拥有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的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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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早的出版家群在成都
　　唐代成都地区是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书中心。迄今有明确刻印地点的唐代雕版印刷品，是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简称《樊赏家历》），残页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该书是唐僖宗在成都避乱时，由成都樊赏私家刻印发售的历书。由于历书关系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量大，事实上是有禁不止。
　　在伦敦、巴黎、北京等图书馆保存着十多份带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字样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都是在尾题经名之下，并由年月日明确题记。包括“龙池坊卞家”、“成都府樊赏家”、“西川过家”等，上述人物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出版家，而且都集中在成都。

　6
　　薛涛笺 成都首创彩色笺纸
　　唐代成都就是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成都产麻纸已冠绝天下。浣花溪边，集中了近百家造纸作坊。蜀纸是皇家贡品，更是朝廷专用公务纸。唐、五代时，王公贵胄写诗作画，都花费重金从成都购买蜀纸。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也认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成都纸家深刻影响了我国的造纸业。
　　纸分为生纸和熟纸。熟纸是指对生纸进行各种技术处理的加工纸，成都的纸张加工技术在此时领先全国，创制出不少名贵加工纸，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包括：金花笺、滑石笺、鱼子笺等。
　　唐代成都另一种主要的纸是以树皮为原料的皮纸，因常见用楮树皮，又称为楮纸。而成都最著名的当属用芙蓉树皮制作的彩色笺纸——薛涛笺，又名“浣花笺”。薛涛是唐代著名女诗人，她迁居成都百花潭，亲自制作深红色的小彩笺，用于诗文写作，这种笺就被称作薛涛笺，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厚爱。
　　7
　　国内现存最早印刷品出自成都
　　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又一伟大发明，产生于唐代。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刷品是唐懿宗时期的《金刚经》（868年），现存大英博物馆。上面虽没有写明刊印地点，但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文物资料，最有可能是在长安、成都或扬州雕版刊印。因为此时的雕版印刷已逐渐在民间普及，其中上述三个地方最繁荣。
　　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唐印本《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本陀罗尼经咒》（简称《陀罗尼经咒》），1944年出土于成都望江楼一唐墓中人骨架臂上银镯内，为《陀罗尼经咒》梵文经本一片。据考证，此经咒出版时间应在757年以后中晚唐，由于当时佛教信仰流行，经咒在当时印刷售卖应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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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印行佛经总集
　　宋代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寺刻。成都地区宋代官刻了两部大型图书《开宝藏》和《太平御览》。其中，《开宝藏》全称《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是我国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还特命张从信到成都监雕《开宝藏》，历时13年完工后，运至京师陆续印刷。共有5048卷，单是刻板就有13万块。《开宝藏》的雕刻，既是成都地区印刷技术发达的体现，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后来宋朝政府还曾将《开宝藏》作为贵礼赠送给少数民族政权西夏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政权。
　　四川雕印称“蜀本”“川本”，有着自己的特点：字体较其他本为大、字体优美、纸墨俱佳、校勘严密。由于南宋后期多战乱，作为主战场的四川破坏严重，许多蜀本在战火中毁佚，以致现存宋代蜀本数量远不及浙本和建本，所以尤显珍贵。

杨海威

　　9
　　《花间集》 长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词选集
　　唐末五代时期，北方战乱不断，而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则相对安定，不少文人学士避乱入蜀，加之前后蜀统治者爱好文艺，促使成都的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能代表当时文学成就的是词。前后蜀统治下的成都及周边地区，是五代词坛繁荣的地区之一，形成了词学发展史上有名的“花间派”。《花间集》长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词集。前后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词人，前蜀宰相韦庄、侍郎薛绍蕴、给事中牛峤、舍人张泌、司徒毛文锡、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牛希济、中书舍人欧阳炯等皆一时词人，作品之多，为天下最。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辑唐、五代词为《花间集》。该集共10卷，共收词作者18人的词作500首。在敦煌石室藏《云谣集》发现之前，《花间集》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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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春联出现在成都
　　春联，起源于周代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桃符。《宋史·蜀世家》记载，公元965年春节，孟昶令学士题写桃符于寝门，但嫌其非工，于是自命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的题词改变了传说中桃符的内容与性质，使桃符由原来驱鬼的桃木牌演变为表达某种思想的特殊文体——联语。专家们认为孟昶的题词应该是有确切记载的第一副春联，孟昶可谓是春联的始祖。
　　直到宋代，春联仍称“桃符”。宋代，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叫“春贴纸”和“春联”。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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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室十三经” 中国最早结集的“十三经”
　　后蜀割据统治时期，宰相毋昭裔积极致力于官方学校恢复和发展，其中主持的成都学宫（当时国子监，今成都石室中学）石碑上镌刻儒家经典一事，最为后人称道。
　　与历代其他石经相比，蜀石经的形成断断续续绵延230余年，共刻石碑一千多块，是历代石经中刊刻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种。蜀石经还有经注并刻、体例严整，长期为学林所宝的特点。此外，蜀石经镌刻于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及大兴之初，上石的都是古本、善本，加之校刻精确，因而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
　　蜀石经还是历代石经中最早镌刻《孟子》一经的，并首次将后世所谓的儒家“十三经”全部汇集一堂。《孟子》一书在宋神宗（1071年）二月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由于《孟子》的加入，蜀石经就在“开成石经”12部经典的基础上增加为13部经典，后世所谓的儒家“十三经”就首次在成都府学全部集结，时人称之为“石室十三经”，这是经学史上首次出现“十三经”的名称，之后儒家“十三经”之名逐渐固定下来。可以说，蜀石经在儒家“十三经”定型的过程中起了典范的作用。成都晚报记者 滕杨

杨海威

　教育
　　教育是立国之本，也是一个地区兴旺发达的根本动力。早在战国时期，秦商鞅之师、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尸佼，避难入蜀创作出《尸子》一书，开启蜀学之源；西汉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建立学馆，大兴教育，使蜀学与齐鲁齐名，并开创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制度；南宋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魏了翁在蒲江建立中国第一所鹤山书院；据《成都通史》记载，光绪三十三年，全川共有各类学堂7775所，居全国第二位，在读学生达到了242782名，居全国首位。特别是至宣统三年起，成都新式学堂的不断扩张和大量留日学生的派遣，陆续培养出数以千计的各类新式专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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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翁石室 世界唯一办学两千多年未曾迁址的学校
　　文翁石室即现在的成都石室中学。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文翁石室”四个大字的匾额。从公元前141年文翁在成都市区用石头建造了一幢校舍创办“文翁石室”以来，该校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公立学校，虽然校名多次更改，教育制度多有变化，但校址一直未动，良好的学风一直传承。这是教育史上罕见的奇迹。
　　文翁是安徽舒城人，汉景帝后期担任蜀郡守。汉武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文翁在成都城南建立文学精舍讲堂，它就是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文翁兴学的两条经验：师资高、学风严。他把条件差的县的青年学生招收为学宫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把学问高的学宫弟子用来增补郡县官员的空缺，学问稍次的担任孝悌力田（一种主管德行教化的官职）。经常选出一些学宫中的青少年在自己身边做事。每次到各县巡查时，更是从学宫的学生中选一些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一起去，让他们宣传法令，在官府中出出入入。各县的官民见到了都以为很荣耀，抢着成为学宫弟子，有钱人甚至花钱以求能成为学宫弟子。因此，蜀地的民风得到极大的教化。
　　《汉书》上明确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在文翁之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公立学校”，文翁开创了地方政府兴办“公立学校”之先河，且面向平民招生，得到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嘉奖，并下令全国各郡县都要像文翁那样建立“公立学校”，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在世界教育史上更是空前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列选了中国古代教育家29人，其中“文翁”这一条目中写道：“中国西汉蜀郡太守，汉代郡县学的发轫者。”著名学者流沙河说：“和都江堰一样，文翁兴学的功绩至今泽及后世。”可以说，这奠定了成都历来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城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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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山书院 宋代最大、藏书最多的书院
　　文翁之后，成都重视教育即形成传统，历朝历代官员，莫不以兴建书院、弘扬国学为任职期间最为重要的政绩。
　　鹤山书院兴建于南宋嘉定二年，完成于嘉定三年（1210）年，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创办者是蒲江当地人魏了翁，曾先后任四川节度判官等。魏了翁学识渊博，21岁便考上进士。他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治学准则，采用个人精读、互相答问、集众析疑的教学方法。他亲自执教，孜孜不倦地解答学生的问题，学习空气活跃。到成都参加举人考试的鹤山书院的学生，十有八九考中。书院名声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青少年络绎不绝。在长期的学术和教学活动中，魏了翁确立了以他为代表的鹤山学派。鹤山学派由魏了翁的家学和弟子组成，学派治学旁搜诸家，广取博收，以钻研儒家经典为主，融合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成都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鹤山书院藏书丰富，共10万卷，其规模之宏富，为宋代各书院之首。在宋明理学史、经学史、教育史和巴蜀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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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兴起 1907年全川在读学生居全国首位
　　成都近代教育的兴起是四川近代历史上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近代学堂逐步取代旧式书院、学塾的过程，是四川风气日开、人才辈出的过程。二十世纪上半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四川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可在清末四川近代学堂中找到其活动轨迹。
　　据统计，光绪二十八年，四川仅有近代学堂2所，在校学生140名。此后逐年增加，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全川共有各类学堂7775所，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京畿的直隶省（8300所），而四川在读学生达到了242782名，居全国首位，是位居全国第二位的广东省学生数（74000多人）的3倍多。成都成为全国名副其实开办新式学堂的中心地带。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和大量留日学生的派遣，成都陆续培养出数以千计的各类新式专门学生。这些人才不仅在四川，而且在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杨海威

　　经济
　　秦汉时期，成都成为全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最早种茶、饮茶，并拥有大型茶市的地区。在这一时期，成都由“夷翟之邦”跃升为“天府”之都，从经济角度看首推冶铁之功。这一时期，成都成为著名的丝织业中心，蜀锦行销全国。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了成都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于北宋在成都应运而生。
　　15
　　在全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
　　秦汉时期，临邛县有火井（能够喷出天然气的盐井），蜀人利用它们来煮盐，《华阳国志》里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斛盐。”这是世界上最早有关开发并使用天然气的记载。
　　三国时期，诸葛亮对火井非常重视，经常亲自去查看和研究，对当时开发利用天然气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在今天邛崃火井镇的油榨乡，还能看到埋藏在地下1米多深的古代陶制的天然气管道，说明在古代，成都地区就已经在有意识地使用管道天然气了。从画像砖的灶眼等资料看，当时其它地区主要还在利用木柴。而英国人1659年才在西半球发现了天然气，并逐渐使之成为欧洲街道和房屋照明的主要燃料。
　　直到现在，四川仍然是我国的天然气生产大省，占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两成以上，每年天然气外输量高达上百亿立方米。
　　16
　　开凿中国第一批盐井
　　成都的盐井开凿，最早始于李冰时期，他在广都（今双流）开凿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给成都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秦至蜀汉，成都盐井是我国的第一批盐井，在全国井盐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秦汉三国时期，成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井盐生产区，成都的井盐技术，代表了全国这一时期井盐生产技术的最高水平。当时的井盐产品，为成都外贸大宗之一。西汉晚期，蜀地已有十余个县产盐。东汉三国时期，成都豪门往往有私人盐井，一时井盐业空前发展，达到“家有盐铜之利”。蜀汉时期，诸葛亮极为重视盐业的管理，设置“司盐校尉”一职，在成都建立独立的衙门“盐府”，管理全国盐业的生产和销售。明清时期，盐业依然是蜀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南阆盐区号称“现代油井之父”的卓筒井的发明，更是大大提高了盐的产量，使得蜀地食盐市场稳定，利润高，盐商无不致富。
　　17
　　中国茶业的起源地
　　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先秦时期初兴于成都及其附近地区。秦汉时期，蜀人称茶为荼（音茶）、葭萌、蔎、诧等；外地人称其为茗、蔎等。顾炎武曾考证：“秦人伐蜀以后，始知茗饮事。”秦入蜀后，蜀地的种茶技术开始外传。
　　西汉汉赋四大家之一的成都人王褒在《僮约》中记述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这两句话，是涉及我国茶具、茶叶交易和我国茶文化历史最早、最可靠的文字史料。武阳也成为世界茶史中第一个被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茶市。从文献记录看，当时成都人饮茶非常普遍，并已出现了较为成型的铜小口圜底釜、铜耳杯等用于煮茶、饮茶的茶具。
　　“茶至唐方兴”，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茶文化的鼎盛时期。此时，蜀茶的品质依然享誉天下，成都府所属雅州蒙顶茶被列为最上品。如今我们所熟知的“盖碗茶”茶具也产生于唐代的成都地区。据唐李匡乂《资暇录》记载，唐代建中年间，西川节度使崔宁的女儿因喝茶时端茶杯烫手，于是将茶杯放入木盘中承托，形成最早的茶船。此后，“盖碗茶”茶盖、茶碗和茶船的三件套也逐渐形成。唐宋时“茶马古道”将蜀茶以“茶马互市”的形式送到少数民族地区。宋代蜀茶亦盛，均产3000万斤，是全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到如今，四川的茶产量依然稳居全国三甲。

杨海威

　18
　　最早使用铁钱
　　秦汉三国时期，成都地区由过去的“夷翟之邦”跃升为“天府”之都，从经济角度看，首推冶铁之功。秦统治巴蜀期间，成都的冶铁业在整个秦国处于领先地位，是秦国和当时西南地区铁器的主要制造基地。秦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秦在成都设置管理冶铁业的“铁官”衙门，以此为标志，成都地区正式进入铁器时代，开始了冶铁革命。至迟至西汉中期，成都地区已使用了炒钢技术，其产品称为“百炼钢”。
　　东汉初公孙述在四川建立“大成”政权，废除莽钱和西汉铜钱，铸行铁钱。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一国范围内正式全面使用铁钱。公孙述铸行铁钱的原因，一般被认为是其辖境内铜资源日益缺乏有关。但用铁钱代替铜钱，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当时蜀地冶铁业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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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养蚕地，蜀锦传中原
　　古蜀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蜀山氏，早在公元前2700-2600年间，蜀山氏就已经站在了中国蚕桑丝绸早期起源的门槛上了。“蜀”字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像虫形。《说文》中称：“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像蜀头形，中像其身蜎蜎。”一般据此认为“蜀”就是蚕，甚至与古蜀帝王蚕丛联系起来。蚕丛氏是蜀山氏的直系后代和蚕桑业的传承者，这一族群从饲养桑蚕转化为饲养家蚕。冯广宏的《考古复原的古蜀史新论》中根据岷江上游古有蚕崖关、蚕崖石，茂县叠溪有蚕陵山的记载和出土铜器上可有的蚕纹得出“根据‘蚕丛’这个称呼，应当是最早养蚕取丝的部落”的结论。
　　蚕业的发展，也造就了蜀地织锦业的发达。蜀锦古称锦缎，为古代四川特产，直至六朝时才传至中原。秦汉三国时期，成都已成为蜀锦生产制作的主要基地。三国时期，虽然魏、蜀、吴关系紧张，但魏、吴商人仍通过种种渠道前往蜀地购买织锦。到了唐代，蜀锦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工艺上显著进步，新品种层出不穷，以写实、生动的花鸟图案为主，形成了绚烂而生动的时代风格。此时蜀锦不仅闻名全国，也通过丝绸之路向西域诸国以至西亚输出，成为其他国家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明末清初战乱，蜀锦再次遭遇打击，不过清初移民入川和被张献忠大西军带到云南的数百丝织工匠的返乡，使蜀锦得到恢复和发展。总的来说，成都织锦从东汉开始兴起，历经三国、西晋直到唐宋的1000余年中，都保持了在全国以织锦为代表的高级丝织品生产中心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纺织业的奇迹，不负“锦城”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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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
　　“交子”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产生于北宋时期的成都地区，这在世界金融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宋时期，货币需求量日益增大，铁钱笨重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交子”应运而生。然而，最初的交子并不是货币，而只是存款票据。商人将现钱存入交子铺，便得到一张交子作为凭证，这张交子上的数额是空白的，在存款时填写。交子铺在收回交子、支付存款时收取3%的手续费，以此赢利。由于交子上只有数额而没有注明存款人的信息，一些商人为了节省这3%的手续费，逐渐用交子作为支付手段，而不是先去交子铺取回现钱支付。于是，交子就由存款票据向货币转化。交子的产生开启了纸币时代，促生北宋在全国发行其他类型纸币。随后，南宋发行“会子”，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清朝后半期发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可以说，宋代以后，纸币就长期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在元朝，纸币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这一时期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看到纸币的发行和使用情况，并详细记载进了《马可·波罗行纪》中。该书在西方世界出版后，引起西方经济学者的注意。后来西方真正带有现代钞票性质的纸币在1661年的瑞典斯特哥尔摩银行发行，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中国纸币的影响。成都晚报记者 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