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诗”关注疫情：抗疫诗是一种全民的、自发的创作行为

杨海威

一场突然来袭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在这场疫情中，不少诗人拿起纸笔，用诗歌表达对生命的思考。11月2日，在第六届中国诗歌节上，龚学敏、骆寒超、吴思敬、蒋登科、罗振亚、高昌、龙巧玲等6位著名诗人、评论家、学者，围绕“抗疫诗歌的时代担当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展开谈论。



龚学敏

龚学敏：疫情将以不同形式影响诗人

在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看来，诗人是最为敏感的人，这场疫情自然会给诗人带来更多的思考。《星星诗刊》每天都会收到国内外诗人们的诗歌，面对海量的作品，龚学敏明显感觉到，新冠疫情已经从不同角度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状态也为此发生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变改。他认为，疫情可能会对诗人的思想、认知，甚至是对诗歌本身的理解、写法、形式带来改变，“我们有理由要求整个诗歌和文学在此之后，会有更深层的思考，会有更自觉的写作，从而让诗歌和文学与人类的发展一道，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并且，为人类的认知提供更多的可能。”

龚学敏认为，新冠疫情后，诗歌创作会与诗人本身对世界的认知贴得更加紧密。诗人的思想高度自古以来就决定着他诗歌作品的艺术高度，诗人的格局就是他诗歌作品的格局。后疫情时代，这条标准将更准确地体现在诗人和诗歌中，因为过去的传统，已经无法让诗歌写作者用已有经验，来面对各种可能存在的未来世界。同时，诗人在诗歌创作时，会更加关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来自自然界的病毒让整个人类改变了生活方式，包括长时间口罩的佩戴，甚至会影响人类的审美。关怀自然就是关怀人类自己。文学和科学在此有同样的作用，就是需要从自然中发现人类的尚未知晓。



吴思敬

吴思敬：优秀抗疫诗要彰显生命的尊严

疫情发生后，诗人们海量的创作，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对生命思考的主动行为。诗歌评论家吴思敬认为，抗疫诗歌不是有谁号召、有谁引导而生成的，而是一种全民的、自发的创作行为，迅猛爆发的疫情就是无形的动员令。当特大灾难降临时，人们需要情感宣泄的通道，诗歌便是其中最便捷、最迅速的一种，也很自然地带来了一波大范围的诗歌热。

吴思敬坦言，抗疫的诗歌中，粗糙平庸的作品确实不少，但我们不必地过多地介意这些诗歌水平的参差不齐，只要把它们看成是面对巨大灾难的长歌当哭，看成是郁积的痛苦的群体性宣泄，看成是心理疏导与治疗的一种手段就可以了。当铺天盖地的诗歌浪潮退去之后，泥沙归于泥沙，真正的诗歌依然如经得住海浪淘洗的礁石一样，清峻而顽强地挺立在那里。在他看来，优秀的抗疫诗歌不是仅仅停留于痛苦情绪的抒发，不是仅仅着眼于抗疫事迹的报道，而是以一种大悲悯的胸怀，把神州大地发生的这场抗疫战争，放在一个宏观的大背景之下，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诗的艺术世界，显出一种大情怀、大气魄、大格局。

吴思敬还提到，优秀的抗疫诗歌还应该呈现一种反思的精神，特别是强调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的理念，强调终极关怀，彰显出生命的尊严。



罗振亚

真挚的感动和独特的发现最为可贵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罗振亚和吴思敬有同样的思考。在他看来，抗疫诗歌凝眸疫区生命的痛苦和尊严，聚焦英雄的逆袭，张扬民族精神的坚韧，确乎发挥了独特的精神作用，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并且，抗疫诗歌输送了一批艺术精品。它们或情真意切，自然天成，触摸到了人性的本质；或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充满人类共同体意识；或精粹含蓄，宣显着技巧的神力。

但也应该看到，抗疫诗歌中撼人心魄的精品凤毛麟角。究其根由，不外乎有两点：一是多数诗歌只解决了“贴近”疫情的题材、立场问题，而未注意日常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换与超越，发生了艺术性滑坡。二是诗人们偏于走传统的抒情路线，追求对象表现的情感之真，而缺少深刻的理性筋骨支撑和穿透。在罗振亚看来，“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传统，理应成为中国诗歌创作中的伦理常态。但我们的新诗要观照新冠这一公共事件，还必须考虑诗歌对公共事件、公共生活“发声”是否诗意，是否得当有效，是否达到了功利观念与审美价值的平衡。



高昌

《中华诗词》杂志主编高昌认为，抗疫诗词作品数量众多，质量不一。其中有感人之作，也有应时应势的简单化、粗糙化的作品。好作品之所以好，在于“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在团结战疫的严峻而关键的历史时刻，真挚的感动和独特的发现，是最为可贵的。

高昌注意到不少海外诗人的抗疫诗词，其中的优秀作品，在于诗人在创作中进行了一定的思辨和反省，关照人类命运、思考生活前景、反思疫情的苦难。同时，这些诗词书写的都是饱满而充实的情感体验，关照的都是真切清晰的精神世界，揭示的都是生动实践中的深刻反思，也从中焕发着厚重的心灵力量和明丽的责任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