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之南“雨果恋”，拥抱这深情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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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春天，一个女孩身披民族婚服，静静站在云南中缅边境的德宏州瑞丽市帮养村的山坡上，她就是这里唯一一位支教的美术老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生傅果生。一年前，她的爱人——法国画家雨仁因操劳过度，在法国去世。雨仁曾和傅果生一起，在这个受贫困、毒品和疾病影响的边境小山村里支教4年。他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这些边境上的孩子们，用艺术的唯美，让因毒品、艾滋病、父母外流或监禁等原因饱受创痛的孩子们拥有了更多笑容和自信。然而，就在雨仁准备来年春天和傅果生结婚时，他的生命却在这个秋天戛然而止，将他们的爱情定格在瑞丽的青山绿水之间……近日，傅果生深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飞越沧海的小王子，我们合二为一的世界
如果你问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日子是哪天，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2006年的那个初夏。
那一年，我还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研究生。初夏的一天，我去看几个热爱音乐的朋友为怀念邓丽君所作的专场演出。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有着幽蓝色眼睛的外国人。他正好坐在我对面，右手拿着卷烟，左手在速写本上不停地画着。我平时很喜欢画画，所以就安静地看他画着。
一首歌过后，他停下笔抬头发现了我，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他说：“我叫Eric，从法国来。”我告诉他我叫果果。我们开始聊了起来。我给他讲邓丽君的歌。他给我讲他从巴黎到北京这一路上的故事。我们就这样越聊越熟悉，我忽然提议给他起一个中文名字，就叫雨仁。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念头怎么来的。但他竟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短短的几天，我们仿佛是旧相识一样，经常在一起聊天。可惜的是，没过多久，雨仁回国了。
我叫傅果生，出生在云南瑞丽滇缅边境的一个秀丽的小村庄——帮养村。母亲是村里小学最早的老师，父亲是昆明知青。帮养村大大小小的竹楼，承载了我童年所有的回忆。我和小伙伴们在清溪旁钓虾抓鱼，在屋后山坡上采蘑菇，累了就躺在屋檐下古旧的摇椅上，看老阿妈制作景颇族特有的织锦……然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除了这如画的风景，还有那摆脱不掉的毒品和艾滋病……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边贸兴起，毒品开始大量流入边境。边境的许多人开始吸食毒品，毒品和艾滋病成为当地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很多孩子由于贫困、人口外流、毒品和艾滋病而失去父母，长期缺乏稳定关爱和监护。直到现在，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幼年时大街上随处可见艾滋病人、禁毒宣传画，以及被判死刑的毒贩名单。
6岁那年，我随着父母搬到芒市。我在芒市长大、上学，离那片土地越来越远。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能梦见那个小山村。它仿佛渗进了我的血液里，在时刻召唤我回去。
读研究生时，我用两年的寒暑假时间，在德宏州的景颇族聚居区做调查。这是我在真正意义上直面毒品对这一地区造成的深刻影响。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以帮养为例，研究毒品在这个“失神”的地区造成的侵害，思考社区文化的重建。毕业后，我回到云南老家，担任FXB国际慈善组织儿童活动项目经理，设计和组织儿童艺术活动，为孤儿及弱势儿童提供心理关爱和支持。就这样，我在位于中缅边境的家乡开始了和孩子们的一段不解之缘，陪他们一起画画、做手工、讲故事，表演……看到孩子们在画画时快乐的样子，我时常能想起雨仁。
这以后的3年里，我们一直通过邮件、MSN联系。我给他讲我那受伤的村庄和可爱的孩子们，还给他发了很多孩子们的画和照片。2009年底，雨仁来云南看望我，当他站在这片土地上时，才真切体会到了我的焦急和悲哀。那天，我带雨仁回到村子。由于路途遥远，我们到时天已经蒙蒙黑。孩子们听说我回来了，像往常一样跑来找我玩。我和雨仁拿出准备好的鸭蛋和颜料，准备和孩子们画画。雨仁带着孩子们在鸭蛋上钻了两个小眼，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和蛋黄吹出来，只剩下空空的蛋壳，开始和孩子们画画。我就在旁边一边做晚饭，一边大声给孩子们和他们的法国叔叔做翻译。那晚，我炒了大大一盘鸭蛋，美味和幸福围绕着我们。
晚饭后，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火塘边，望着天上的星星，雨仁沉默了很久，似乎在认真地思考着什么。良久，雨仁说话了：“让我留下来吧，守着你，守着孩子们，守着这片土地。”我把头转开，没有说话。这些年，许多人都说我傻，放着大城市不呆，跑这里来受苦，让父母亲担心、操心。但一个异乡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我，不但看懂了我，还要勇敢地留在我身边，我真的很感动。可是，雨仁来自法国，生活习惯与这里有天壤之别。扎根山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艰苦，而我毕竟是在自己的家乡。我拒绝了他。
铁道木的树根在火塘里燃得噼啪响，夜空里的星星安静不作声。雨仁卷了一支卷烟，跟我说起了小王子的故事，之后他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小王子，有着自己的童年和不为人知的小小星球。”他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经历，说小的时候曾经受到过伤害，他的父母至今依旧自责，所以他真的明白边境上的这些孩子们，真的想知道他们每一天是怎么过的，想像朋友一样在身边陪伴着他们。他说自己就是从遥远的小星球来的小王子，想留在边境，陪伴这里的小王子们。这是雨仁严肃的决定，我没办法拒绝，只能幸福地点头。在艾滋村的1800夜，我们的爱情偷来的世界
雨仁留下来后，我们用不多的积蓄租了老旧但是漂亮的房子，在顶楼，光线极好，很适合画画。房顶就是菜地，我们把它变成了小花园，种了一些蒲公英，还有雨仁的妈妈寄来的一些花种。雨仁学着我的样子，全副武装，把屋里所有的蜘蛛网、灰尘彻底打扫了一遍。然后，我们买来了木板和工具，自己动手做了书架、写字台、沙发和小桌子，还动手把房子里的门窗、墙和家具都染上了好看的颜色。小小的家，就这样诞生了。
因为雨仁的语言与我们当地的方言不相通，他决定用画画这个办法，作为与当地孩子交流的重要手段。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我们为帮养村的孩子们办了一个夏令营，雨仁兴奋地教孩子们剪纸、画油画。孩子们也画得很用心，把我们的名字连在一起，亲切地叫我们“雨果老师”。
2010年下半年，我们陆续将绘画项目扩展到四川大凉山一带，教孩子们用画笔寻找自信和力量。这些孩子很多都是孤儿。因为毒品，艾滋孤儿在凉山已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除了开展常规的募集救助行动，我们也组织孤儿开展自救活动。挖掘艾滋孤儿的艺术潜力，鼓励他们创作绘画和手工。我们把所做的事情命名为“松扎艺术项目”。
松扎是一个孩子的名字，因为母婴传播感染了艾滋病。松扎7岁时，面部和腿部长出两颗肿瘤。我和同事们一起去她家看望她。在松扎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任何止痛的药物都失去了效力，但她坚持每天下午太阳落山前，在土墙围成的院子里一笔笔地画画。只有那个时候，她的眼睛才会有笑容。这幅画面，我深深印在脑海中。松扎走后，雨仁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为这个孩子画了一幅素描。后来，这幅素描被他撕下来装裱在一个透明的相框中。
我们把松扎艺术项目数百幅作品分为“我梦里的路”、“大山的眼泪”、“我想念但是见不到的人”3个系列。在每个人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想念但是却见不到的人。尤其是这些父母被毒品和艾滋病吞噬的孤儿们。他们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敏感和彷徨。我们选择用绘画去呵护他们的心。很多第一次接触油彩和水墨笔的孩子，和我们一起画出了让人惊叹的画作。
为了让孩子们获得更多的认同感，我们坚持回到固定的学校，和相同的孩子们画画。孩子们慢慢开始相信，这两个人真的会回来看他们，真的愿意陪伴他们。雨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他能很快和孩子们打成一片，无论是什么地方哪个民族说什么语言的孩子。因为雨仁无法用中文讲课，我便成了雨仁的翻译。一天，他上课时对孩子们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树，无论你们以后做什么，都不要忘记养护自己的生命树，要定期浇水，让阳光照射。”我站在他身边，看着阳光下那金黄的头发俊朗的笑容，心里觉得非常踏实。
2011年9月份，我们拖着孩子们的几十幅作品来到北京找画展场地。我的一个大学老师为我们在办公室腾了一个房间，我们暂时住了下来。每天我们都带着几幅裱好的画挤地铁、倒公交，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去寻找画展的可能性。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每天我们都要花3个多小时的时间往返在路上，常常一起在地铁上累到睡着，手里还紧紧握着孩子们的画。地铁到站时，我们又唤醒彼此，继续赶路。
和他一起生活后，我才知道，他在法国也非常不容易。从小家境贫困，中学毕业以后就辍学，只能在餐馆和酒店打工。但生活的窘迫没有把他打倒，他在业余时间坚持画画，靠自己的努力攒够了学费，被巴黎索尔本大学艺术哲学专业录取。雨仁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有个十三岁的女儿。来中国之前，女儿一直都是跟着他生活。她并不理解雨仁为什么将仅有的钱投到一个陌生国家的农村。他本应有一份谈不上富裕但会很安定的生活。可是，为了和我在一起，他放弃了这一切。法国政府提供给他的救济金，也因他长期不回国即将停发。
但“松扎项目”需要资金支持，我将自己在NGO工作的收入全部投在了这个项目上。那段时间，我们的经济一度陷入困境。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再购买画画所需要的纸张颜料。
2011年六一前的一天，我们俩在芒市小小的家里呆坐着。第二天就是六一，我们答应了回村子和毕业班的孩子们画画，上最后一堂美术课。可是我们真的已经没有能力再买画纸。几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给孩子们买最好的画纸和颜料。可是那一次，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就在这时，有人敲门。我缓缓站起来起身去开门，看见妈妈站在门外。六月的天，妈妈满头大汗地走进我们家，给我们送来了500块钱。我们俩像孩子一样，争相拥抱了妈妈，然后赶紧出门汇款。第二天，六一儿童节的清早，我们及时收到了昆明寄来的画纸，回到了学校，如约和毕业班的孩子们上了最后一堂美术课。
我们把几乎所有的生活费都省出来，给孩子们买颜料和画纸，看着他们快乐的笑容，觉得一切都值得了。有时候，我望着雨仁因为强烈的日晒笑起来满是皱纹的额头，就忍不住爱怜地捏一下。爱情和画画一样，都是没有国界的，一旦认定了，就是一生一世。若生命只到这里，从此没有你，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
2011年11月22日，华谊兄弟公益基金为松扎艺术项目提供了画展场地。我们终于在北京启动了小小画展——《我想念但是见不到的人》，展出了20幅作品，画展得到了很多朋友以及濮存昕、姚晨等名人的关注。有人提出要买孩子们的画。我们拒绝了。雨仁说，我们可以把画赠送给关心和支持孩子们的朋友，可是我们永远不会去卖孩子们的画。我们带着这些承载着梦想的画作，是希望能有机会帮孩子们办更大的专场画展，为孩子们出版画册，筹集资金来支持活动的日常开支、改善学校条件。
2012年夏天，我们带着画纸和颜料来到了战火纷飞的缅甸克钦邦军事冲突地区的难民营，和难民营的克钦孩子开展艺术活动。从此，在边境的边缘，大河两岸的孩子们牵起了手。
2013年1月，雨仁在边境发生意外，身体多处严重摔伤，为雨仁治疗的医生都觉得匪夷所思，摔得如此严重，可他竟然能挺过来。医生决定立即为他手术，手术费6万元。可是因为我们常年奔走在路上，用尽了所有的生活费，平日里根本没有积蓄。
我在医院的楼道里悄悄地哭，在雨仁的病床前流泪，不知道去哪里筹这些手术费。最终，为雨仁治疗的医生决定放下治疗费的问题，先为雨仁做手术。除夕的前一天，医院给雨仁做了手术。术后的那一夜，疼痛让他无意识地呻吟了一夜。我守着他，感恩着命运没有遗弃我们，他挺过来了。手术后，雨仁的家人从法国汇来了手术费。3个月后，雨仁拄着拐杖，再次站起来了。
自从和雨仁在一起后，我们的世界，都被和孩子们画画占满了。他知道对我最好的爱，就是陪着我做我喜欢的事，陪着我和家乡的孩子们，一起走到阳光里去。然而，医院的三个月，却成了我们难得的独处时光。我们真正过起了看云起，听风落的生活。躺在病床上的雨仁不愿放弃画画，虽然身体状况还很勉强，但他已经让我准备画纸和颜料，然后趴在病床上，重新拿起了画笔。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推着雨仁到医院后面的小花园散步，他突然艰难地转过头来，对我说：“果果，等我病好了，我们也照顾一下自己，我们结婚，生个自己的孩子，好不好？”我微笑着望着他说：“好，你要快点好起来。”
2013年4月，雨仁出院了。此时，他的签证已经到期了，也很想念远在法国的女儿，再加上这次严重摔伤让他的家人非常担心，所以我决定让他先回法国看望家人，调养身体。我们为治疗用光了所有借来的钱，只留下给他买单程机票回法国的5000元。所以，我不能陪着他回去，得留在中国找工作，挣钱还给帮助过我们的亲戚朋友们。4月底的一天，我把他送到了昆明机场。但我没想到，这次挥手，竟成了永别。2013年11月的一天，我收到雨仁姐姐写来的邮件，告诉我说雨仁走了。那一天，离我们分别，已经7个月了。
我至今不能去回忆，当时的心情是一种怎样的悲凉。从云南到巴黎这一路，我的眼泪没有干过。在那个孤单逼仄的单身公寓里，我看到了我的小王子最后7个月生活过的地方。雨仁的姐姐告诉我，回到巴黎后，雨仁想尽快赚点钱，来偿还在中国住院时治疗的费用，于是在身体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应聘到一家酒店值夜班。白天，他还要到大学学习汉语，希望再次回到中国时，能够多用汉语和孩子们交流。可是长期超负荷的运转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每天只有3个小时的睡眠，持续了两个月。最后他的身体终于崩溃了，在一次熟睡后，再也没能醒过来。
我亲爱的小王子，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随我扎根在中缅边境的德宏边远村寨，为长期受毒品和艾滋病伤害的村庄儿童教授美术，教他们用画笔抚慰心灵、寻找力量;而他却一直都在苛刻自己，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缘分”，是他生前最喜欢的一个汉语词。他曾指着那片青山绿水对我说：“我感谢缘分让我找到了你。我比你大这么多，一定要努力多活一天，陪你到老。”亲爱的雨仁，你先走了，我不生气，我知道你尽力了。你知道吗？你不在身边的日子，我活成了你的样子。我继续和孩子们在一起画画，收集他们的作品，我一定会实现我们的愿望，为你和孩子们的画办一场真正的画展……因为我知道，你还一直在，在每一个日出和日落里望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