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引导经济增长

小雪

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有一些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建议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采取迅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措施，比如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来到了北京，给出了自由化的建议；世界银行的代表也来到了北京，给出了同样的建议。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感谢了这些西方建议者们“明智的”建议，然后把他们完全忽略掉了。

与他们的提议相反，中国政府发展出了一套不同的、渐进的转型策略。而那些接受了世界银行快速私有化和市场化建议的国家，其经济数据却不断在下降。1996年，世界银行的结论指出，如果想让经济成功转型，就应该听取世界银行的建议。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政策，而是由于中国政策中符合世界银行政策的那个部分。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银行的建议，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能就不是10%，而是15%了。就在早些时候，世界银行又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叫《202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情景分析》给出了与1998年的报告类似的建议：如果中国不接受世界银行发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建议，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能持续。

当然中国模式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引导经济增长，而国内需求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从1978年到1988年，即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家庭消费以每年10.6%的速度增长，而这段时间GDP的增长率只有10.1%。这是如何达到的呢？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许多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从而迅速填充了农民的荷包。农民由于有钱了，开始进行大中商品的消费，从而带动头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然而从1991年到2001年这十年时间，家庭消费却比GDP的增长更为缓慢。在这十年里，是投资引导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当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与投资一起变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引导性的因素，而家庭消费却只占到GDP增长率的三分之二。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千夜，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占到了GDP的38.4%，这对任何一个经济大国而言都是不可持续的。出口占中国需求的比重在2007年之后明显上升，像起飞一样达到了接近40%，而家庭消费的比例下降到了GDP的36%，这是世界上最低的消费比例之一。

从18世纪的下半叶起，当美国的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其出口仅仅占GDP的不到三分之一。日本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出口大国，在二战之后的十年，它的出口只占GDP的不到10%，它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腾飞。

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袭击中国之后，中国的出口下降到了GDP的26.7%，而中国的投资则增长到了非常高的比例，达到46%。这是因为在2008-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突然一下子变得接近于0%，中国政府用高投资来逆转经济下滑的趋势。这的确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些投资也使得基础建设有了很大的提升。

上周我乘坐了从北京到济南的高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在修建地铁系统，鉴于中国目前的城市交通状况，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虽然这些投资将会在以后产生许多好处，然而就长期而言，这样高的投资比例却是不可持续的。过高的投资比例将会逐渐导致产能过剩，中国必须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是少数国企工人拿的工资太高了，而是大多数工人拿的工资太低了

这使得我不得不去考察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但是他们对此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要将中国剩余的国有企业统统私有化，以此减轻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我曾问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什么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可以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呢？他回答说：国有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太高了。但在我看来，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并不是少数国企工人拿的工资太高了，而是大多数工人拿的工资太低了。

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公的增长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是有联系的。中国1980年代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在0.3以下；然而自1990年代起，这个数字开始增长，到2012年达到了0.474。随着收入份额不断从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的手中，国内消费的需求相对于GDP肯定会不断下降。虽然有钱人用很多钱去消费，但是与中低收入人群比起来，他们只是将收入中较小的比例用来消费。随着分配不公在1990年代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想要继续快速增长，就要通过国内消费需求以外的方式实现。因为中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水平很低，所以向由投资拉动和继而由投资和出口同时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

为什么在1990年代收入分配不公开始增长呢？虽然渐进的自由化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带来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缺少调节分配不公政策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必然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2000年以后，这个过程的持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25年内，美国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还缩小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比较少见的。自19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开始放松，许多公共领域开始被私有化。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收入分配不公在美国经济中不断增长。在2007年，最有钱的1%的人，其收入占整个国家所有收入的比例高达23.5%；在2009年，最富有的1%的人所占的国民收入比例已经达到了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候的水平，最富有的0.1%的人所占的国民收入比例甚至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而在政府对经济积极调控的1950和1960年代，该比例仅为10%。

私有化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如何降低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呢？那些建议中国应该将国企私有化从而降低分配不公的人，其建议正好与历史经验相反。虽然在国企中，高管人员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但这种收入差距比起私有企业的管理层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来说又是比较小的。如果国企私有化的话，这些企业中的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我的三个博士生都来自中国，他们正在研究中国不同性质的企业中收入的差距，他们使用了“生存工资”的概念。所谓生存工资是指，可以使人过上最低限度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工资。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国企中，工人的工资只比生存工资略高一点点；而在私企中，工人的工资比生存工资还要低三分之一。因此，我认为私有化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只有扩大家庭消费，从GDP的35%扩大到50%，才会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目前，投资占GDP的30%，而政府购买占GDP的20%。30%的投资，对滋生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足够了，45%的投资是不必要的。这样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收入从那些富有的人手里转移到中低收入者手中。但是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新的政策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比如说可以实行更高的最低工资政策，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工会，使得工会可以与厂房或资方谈判，以取得更高的工资。

在十九世纪的末期，美国和西欧工人的工资也都是非常低的，仅仅够生存。根据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可以发展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的工资开始上升，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工人收入的上升。美国和西欧的工人之所以能提高待遇，是因为他们组织了工会与资本家做斗争。今天，中国工人为之服务的私有企业主，他们只关心企业的利润。这些企业中的工人，除非得到更大的谈判力量，否则不可能取得更高的收入。

使得中国经济转型的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中国的家庭把收入中很大的比例用于储蓄，因为所谓的“三座大山”：医疗、高等教育和养老。如果中国政府向普通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这不仅会帮助普通民众有更高的收入，从而带来更高的消费，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进行成功的转型。

除了GDP的比例不正常的问题之外，中国还面临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只有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既是在经济上可持续的，也是在环境上可持续的。

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为中国经济转型上了及时一课

所以中国必须保持并修正其混合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既包括国有企业，又包括私有企业，既包括计划经济，也包括市场经济。但是，如果完全向自由市场转变，那就会变更既有的经济模式。苏联改革的失败以及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为中国经济的转型上了非常及时的一课。

在1980年代的末期，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新领导层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这个改革以“新思维”而著名。新领导层一开始希望得到混合的经济模式，既有国有企业，又有私有企业，既有计划，又有市场，但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1987年到1989年前后的事情。但是从1989年到1990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社会内部一个非常重要的集团开始对这种混合经济模式越来越不满，并希望转向将国企快速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战略。鲍里斯·叶利钦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而这种快速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那些主张只有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才能够避免中国经济停滞的声音，在决定中国道路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结果将与他们所倡导的恰恰相反。如果这种政策在中国得以实施，取代了现有的混合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中国的崛起必将终止，而且政治动乱将随之而来。

相反，如果中国能够坚持混合经济模式，并且做出一些改变，亦即把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平均地分配于整个人口，那么中国的崛起就是可以持续的。